作为传统社会暴突的特殊利益群体「太子党」 ，尽管常引致群情激愤，却历久不衰。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并无例外将之继承，甚至加以发扬光大。大陆媒体自然忌讳报导，某些高级官员尤其是高干子女也一再加以否认、诡辩，但中共「太子党」这个称呼还是得以广泛流传。
无疑，权贵子女可以经商亦可以从政，问题在他们经商是否与平民子女一般在市场公平竞争，晋升是否经过正常的与平民子女平等的程序。中共高干子女中当然不乏优秀者，问题在于有更多「太子党」成员不仅表现在依捷径获取政治权力的单一走向，近年来更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牟取暴利。尤其严重的是，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同时，他们自己也愈来愈擅于变化和隐藏，使得民间社会流传的相关「小道消息」真假混杂、是非难辩。个别「太子党」成员常常以此来反击舆论的批评。
当「太子党」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
而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时，人民对他们的成长历程、教育背景、社会关系及政治、政绩、前景等等依然缺乏比较完整、准确的了解。
「太子党」定义的争论
何谓中共「太子党」？可真是众说纷纭。
以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前副主任、著名政论家阮铭为代表的一派观点指出， 「太子党」应该是特指有具体接班「纲领」 ，甚至有所谓「组织路线」 ，拉帮结派，准备夺取党、政、军最高权力的中共高干子女中的少数政治人物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党徒。比如前中顾委主任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女婿潘岳（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 、邓力群之子邓英淘（青年经济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等为代表的一批。
一九九一年苏联政变失败后，大陆曾流传一份题为〈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 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上述「太 >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后的「新政纲领」 。潘岳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 。
另一些人则认为， 「太子党」应泛指未跻身权力中枢而又将自己的政治奋斗目标对准党、政、军核、心领导层的一群高干子弟，他们上有「通天」本领，下有想巴结他们老子的各级党政官员及把政治赌注押在他们身上的一批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多方捧场，加上因共同背景和利益而加强横向联系，使他们俨然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也有人提出，中共「太子党」并不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路线的政治联盟，而是各有各的地盘和利益，如有的从事「官倒」 ，对政治崛升无大兴趣，认为搞钱比捞官来得实际；有的则政治野心很大，希望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无论是「官倒」 （商）还是「倒官」 （政） ，祗要是依赖老子的权势发展者，均算「太子党」 。
虽然从理论上将有「组织」 、有「纲领」又拉帮结派的高干子弟视为「太子党」较为严谨，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自一九九二年确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后，整个中国大陆已经彻底进入一个政商不分，军商不分，甚至党商不分的特定时代，更多的高干子女凭籍其父辈的政治影响及兄弟姐妹们已经占据的党、政、军要职，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肆无忌惮地买权易钱」 。而这些二以权易钱」者流，有的可能是对执政没有兴趣或没有信、心，有的则是断定未来中国将走向「以钱易权」的时代．即所谓「金元政治」朝代。像潘岳那样还具有强烈忧党意识者，在年轻」代高干子弟（三、四十岁左右）中其实是罕见的个案。显然，以明确的「组织路线」和「政治纲领」存在的「太子党」所限定的范围太窄。
其实，人们约定俗成的「太子党」定义已经相当宽泛， 「党」并不是指「政党」 ，就像批评中共为「特权党」 ，但「特权党」并不是一个政党的名称一样。海外媒体多年来已经习惯把大陆一批凭着血缘或裙带关系，踏着「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垒好的阶梯，平步青云的中青年官僚或纵横商海的新富豪，统称为「太子党」 。
现在似乎没有必要从概念上再论证这个词汇的包容性和科学性，至少「太子党」这三个字对中共实行封建世袭制讽刺得恰如其份。可以说，所谓中共天子党」应该是指现在已经占据中国大陆政权核心层，或把持党、政、军、商各级实权岗位，或正觊觎高位，同中共「打江山」出身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亲属关系（直接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的一批人。
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三部份人：一，目前在世、甚至仍在中国大陆政坛实际主政或发挥幕后影响的一批人；二，曾经坐过江山，但现在已经作古的一批党政军最高层成员；三，为「打江山」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所谓「革命先烈」 ，如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人的父辈。
有人不同意将中共早期烈士子弟划为「太子党」之列，认为他们承袭的父荫较少。这种看法值得怀疑。按照王震「老子的江山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这种理论，所谓「革命先烈」的后代可能还比坐过江山的一批人的后代更可靠，他们本人从心理上对「接班」的问题也最觉得坦然。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古训，至今也还为」些中国老百姓认为是「理所当然」 。
同时，他们的父母虽然早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往往成为亲生父母「战友」的养子，例如李鹏被周恩来夫妇收养。即使没有被元老人物收养，这批人在其父母「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后，往往都享受组织上的特殊照顾，如江泽民、郭树言等人。
总而言之，无论「太子党」这个概念是否科学，中共高干子女及「革命先烈」子女陆续接班（或正在准备接班）毕竟已经是中共政治生态中的一个客观现象，至于将这批人如何就政纲、政绩、经历、组织路线具体划分成派系或梯队是另外一回事。就如同可以把中共「打江山」的一批人按经历（即所谓「参加革命」的早晚）划分成数批，也可以按照中共的「路线斗争」史划分成数派一样。这些「太子党」在几十年不断反覆的政治权争中，因机缘、兴趣、抱负不同，因他们的父辈在权力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已经或正在结成不同的权势集团。他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往往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有不少还掺进了父辈的恩怨。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中共高干子女的不同年龄阶段和中共历史，不妨将「太子党」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指经历过战争环境，在中共建
政前或建政初即被送到苏联接受史达林主义教育，回国后陆续占居党、政、军、商各重要部门的一批；第二梯队指「文革」前已陆续进入哈军工、清华大学等院校，即由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一批；第三梯队是「文革」开始时正在读中学（大陆将这批人及与他们同时代的人称为「老三届」 ） ，不幸随父辈落难，在十几年后又随着自己父辈重新掌握了权力而陆续官场走红商场得意的一批。
第一梯队已居权力核心
中共政权把在战争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高干子女称为「马背摇篮」的一代，意即他们早年是在军旅中的马背上长大，从来到人世的那」天起便开始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按照邓小平八十年代选拔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原则，这一批人最为合格（年轻化是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较而言） 。
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苦难，其中不少还曾流落街头或被父亲送到偏僻乡村寄养，例如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就曾当过童养媳、童工，甚至还随母亲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正是共产党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才使他们改变了苦难的生活，脱离了艰苦的环境。「从地狱到天堂」的家庭和个人境遇的两极对比，决定了这批人对中共政权的「无产阶级感情」最为深厚。
中国人悠久的传宗接代「续香火」的观念，加之中共本身作为一个帮会组织「胜利果实」人人有份的帮规，决定了中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打天下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注重对自己子女及烈士子女的培养。 「打天下」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改善自己境遇和现实利益，还有一层「福荫子孙」的长远理想。 「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千秋万代、水不变色」意在于此，毛泽东的历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到底也不过是这一层目的。
自从三十年代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以后，中共就先后为自己的子弟创办了延安保育院、抗日军政大学附属中学及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当年自幼入学这些地方，然后又跟随父辈们南征北战的高干子女或烈士子女们少数日后即直接「参加革命」 ，多数则陆续被保送到苏联学习，回国后又被安插到中共各重要部门，从事基层工作」的锻练，六、七十年代即在官场上显露头角，八十年代至今更成为中共核、心政权的第」批继承者或者地方政权及中央各系统的掌门人。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 、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邹家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李铁映（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 、叶选平（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 、布赫（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黄毅诚（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聂力（全国妇联副主任、中共建军史上唯示女性中将） 、
叶正大（中将，全国人大常委） 、邹竞蒙（中央候补委员、国家气象局局长） 、郭树言（国家计委副主任） 、张皓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 、阮崇武（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等人。某位流亡海外的著名政论家在论及「太子党」现象时，把中共党内斗争分为「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第三代核心」 」为一方， 「陈云中意的第二代领导人』太子党为一方」 。如此分析中共党内斗争，理论上既不严密，更不合于客观事实。
实际上，只要对中国大陆政治问题稍有了解的人就可能会知道，现在中共政权的所谓「第三代领导核心」 ，按照陈云和王震等人的解释是所谓「江、李体制」 ，而这一江、一李本来就是由邓小平和陈云各自选定的」位接班人，而且亦都是「太子党」 。从前文所述的「太子党」第一梯队代表人物所居的权位，足以说明「太子党」已经权居中共最高层， 「江、李体制」就是「太子党」的核、心。
关于李鹏是「太子党」的问题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烈士）李硕勋之子，而且还是中共政权第」任宰相周恩来的养子。他的接班最为典型，直接接替的是养父的原任职务。
至于江泽民的家世，海内外曾有过不少误传，有人说他是李先念的「东床怏婿」 ，有人说他是中共元老，曾任过江苏省委第」书记和江西省委第」书记的江渭清之子，也有人说他出身平民世家，并无特殊背景。
江泽民的生父倒确实是一个与政治无缘的普通知识分子，但是，他在十三岁时被过继给他的本家六叔江上清为养子，而这位江上清是与李鹏的生父李硕勋、邹家华的生父邹韬奋同时代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责人。他生前曾在苏、皖一带为建立「抗日统」战线」立下汗马功劳，一九三九年因遭受地方武装伏击中弹而死。
难以走出父辈阴影
第一梯队的「太子党」大都是「喝延河水长大」 ， 「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所以受毛泽东和史达林主义的影响最深，同时由于他们亲自经历了「打江山」的过程，对中共政权的感情最深、依赖性最大。
他们目前已位居中共权力斗争的第一线，已经或正在建筑自己的权力堡垒，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留苏派」为基本势力，再网罗地方、军队、中央机关已有实权的平民出身的投靠者。
比如李鹏为首的国务院，在一九八八年七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四十一个部委中，就有十四个有留苏背景，包括李鹏（总理） 、邹家华（副总理） 、李铁映（国务委员） 、黄毅诚（能源部长） 、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 、阮崇武（劳动部长） 、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
宋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 、朱训（地矿部长） 、李贵鲜（国务委员） 、林汉雄（建设部长） 、戚元靖（冶金工业部长） 、曾宪林（轻工业部长） 、赵东宛（人事部长） 。在各部委中担任副职的更多，例如叶正大、聂力、彭士禄（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等等。当时在地方，则以江泽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叶选平（广东省省长） 、布赫（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郭树言（湖北省省长） 、张皓若（四川省省长）等为代表。
第一梯队的优势在于：
一，与他们之后的两个梯队相比，这一批人对山口已接班的「合法性」自信信心最强，因而也在保卫「红色政权」的问题上斗争性最强。
二，从年龄上看，他们目前都在六十岁左右，正处在中共政权最高层领导者的年龄。同时，按照中共最高层对干部的年龄限制，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中共「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上再度连任。即使职务上出现了变化，但是并没有完全丧失权力，有的反而是上升。
三，从接班人看，在「留苏派」为主体的「太子党」第一梯队之后，看不到一个明显的成熟的接班层，这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共教育受到文革」的破坏，使中间生出一个长达十一年之久的「人才断层」 。第二梯队虽然跃跃欲试，但其资历、政绩目前还不够成为最高层掌权者。所谓培养「跨世纪」接班人，目前还主要表现在副省部级这个层面。如果说第一梯队的「太子党」人有他们作为一个时代代表人物的优点的话，那就是与他们父辈相比，有更开明和务实的一面。与他们的弟妹相比，大都生活作风正派，工作作风比较严谨。
然而，这一批人虽然表面上站在权力最高峰，有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但他们始终走不出父辈的阴影，也摆脱不掉僵硬的意识形态，也摆脱不掉背后时刻伸出来的「黑手」 ------ 在传统社会里，元老人物是不会在自己死前真正交出权力的。待自然规律使第一梯队完全掌握中共政权，即所谓元老时代终结，真正实现了由自己说了算的那一天，他们自已恐怕也就到了给弟弟妹妹们交班的时候了。
第二梯队生在战火中，长在红旗下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主要是指生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又随着父母进城「长在红旗下」 ，在「文革」前已大学毕业或进入大学学习的」代。
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体中，真正称得上有文化者寥寥无几，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需要「苏维埃加电气化」的道理，所以由自夺取大陆政权的那」天起，即把培养自己的子女问题当成「头等大事」来抓。随着中共政权进驻紫禁城后，原来延安的干部
子女学校更名北京育才学校，并新建立了一 O 一中学，仍是专收干部子女。另外，北京军区将原来的「荣臻学校」更名为「八一学校」 ，中央军委建立了一所「十一学校」 ，中宣部系统亦建立了一所景山学校。这些学校享有特权，当年的教学及各种生活设施之先进，就是四十五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的平民学校也仍未达到。
据曾在这些学校里读书的干部子女回忆，当时育才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级以上干部子女；八一学校、十一学校主要招收的是军队师级以上军官子女（八一学校的地位更高） ；景山学校则是党内知识分子的子女云集。而一 O 一中学的学生成员比较复杂，一种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宪之子秦铁、毛泽民之子毛远新． ！另一种是父母被派驻外地工作的干部子女，还有一种是父亲在历次露线斗争」中失势甚至丧命的中共干部子女，如高岗的儿子高轩 ── 至少在「文革」前，共产党整它自己人的时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一 O 一中学读过书的干部子女回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进城以后的中共政要们大都对自己的孩子比较溺爱，所以许多人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设在郊外的八一学校和」 一中学寄宿，于是 O就自然在北京城内教育质量最好的学校里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师大附小，陆续接收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的后代，城内最好的中学如男四中、男八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等学校更是中共高干子女们云集的地方。
由于国际冷战的存在，毛泽东「居安思危」 ，中共把相当多财力花费在「国防建设」上，同时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现代国防事业的接班人。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亲自电令大将陈赓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以加速培养「自己的现代化军事指挥人才」 。于是，陈赓大将手持万岁以及九千岁的钦旨，强令全国军队、地方各个有关部门为其开绿灯，结果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哈尔滨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黄埔军校」名曰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 。 l根据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一份报告披露： 「到一九五八年，这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远东最大的军事院校」 。当时中共高层的毛、刘、周、朱等人梦想将这所军校逐渐扩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事院校。后来，这所学校在林彪的主导下，被分散成几个分门别类的军事学院，主体部份则南迁长沙，更名为国防科技大学，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里陆续送出的大批毕业生都已在军队及地方重要部门担负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干背景的」批，大部份都成为军队师级以上，地方司局级以上的党、政、军要员。另外，由于毛泽东曾一度指社会科学为「伪科学」 ，加之中共「科技兴国」的宣传，使得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女即使不进哈军工，也要进清华这样的名牌工科院校，进文科和往其他门类院校的为数甚少。毛泽东的子女李纳是个例外，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直到「文革」开始，中学毕业后，高干子女们的
主要集中入读哈军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一批大都就学于与国防工业有关的系和专业，所以他们毕业后也多直接进入了军队或国防科技部门。
中共「太子党」第二梯队成员比起第一梯队和后面所要论述的第三梯队成员相比，经历最少坎坷。既没有像第一梯队那样不得不在马背认识字唱歌学文化，也没有如第三梯队那样，在该读书的年龄不能读读书，而是长年同步枪、锄头、榔头打交道； 「文革」中他们的学术地位不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政治地位不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所以同第一梯队相比受冲击较少；同第三梯队相比，「文革」初期虽然也不得不走过一段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但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成了「国家干部」 ，即使到「五七干校」或其他基层劳动也还有固定薪资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队成员那样，曾一度真正活动在中国大陆社会的最底层，同真正的劳动人民一样含辛茹苦。
拉帮结派，各立山头
在「太子党」第二梯队成才的五十年代，社会风气、干部作风远不似今日」样腐朽，所以「太子」们在学校读书时，彼此之间也较少攀比各出口父母的官职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们又到了喜欢交际的时期，他们开始行走豪门之间、出入宫苑之内，不同级别的家庭不同设施，以及他们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冲击著，他们正在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察觉到自己的自尊心的来源原来是父辈的「等级」 。
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重返政坛，使他们也迫不及待地通过当「秘书」 、 「干部培训班」等方式获取高位。并以父母的派系及出自己的学校划线，拉帮结派，各立山头「招贤纳士」 ，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经验的班底。在最高层，最主要的「太子党」圈子分别以叶剑英之子叶选宁、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王震之子王军、陈云之子陈元、陶铸之女陶斯亮、杨尚昆之子杨绍明为首。他们彼此之间时而互相利用，时而争风吃醋，互不买账，任何「外来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这一批人虽然在八十年代以来大都升迁过快，但仅从年龄和阅历的角度讲，五十岁上下的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担任司局级至省军级的领导人，不应该算过份。他们自己可以从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来突然崛升的原因归之于「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事实上，他们中像贺鹏飞这样仅有十多年军龄即能官至正兵团级要职，像廖晖那样一夜之间从一个团级（相当于地方县级或国家机关处级）军官跃升为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副部级，后升正主任）的毕竟不是多数，很多人官
到如今之高位还是经过了各种「阶段」的。例如粟裕大将的儿子粟戎生，自哈军工毕业后即到了位于「抗美援越」第一线的部队里从战士干起，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 直到总 …参军务部副部长。是故，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对自己现居高位的「合法性」也还是有点「底气」的。
就人数而言，第二梯队的成员在「太子党」中为数最多，而且大都在军中身居军、师级甚至更高。
在他们当中的相当一批已将解放军的实权接管，少部份后来「军转民」进入了地方各级政权领导层。这批人在中共「太子党」中为数最多，包括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将，海军副司令员） 、邓小平女婿贺平（少将、总参装备部部长） 、张爱萍之子张翔（少将） 、彭德怀侄女彭钢（中纪委常委、军纪委副书记） 、陈毅之子陈丹淮（某军副军长） 、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将，总参军务部副部长） 、谭震林之子谭冬生（少将，总参动员部部长） 、杨勇之子杨继平（少将） 、杨尚昆之子杨绍京（国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长，副军级，已病逝） 、王诤之子王苏民（少将，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任弼时之子任远之（副军长） 、秦基伟之子秦天（少将，副军长） 、许光达之子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 、陈赓之子陈之健（少将）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少将，二炮部队后勤部政委） 、刘华清之子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副主任） 、马本斋之子马国超（少将，海军航空兵后勤技术部政委）等等。
中央机关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邓小平之女邓楠（国家科委副主任） 、伍云甫之子伍绍祖（国家体委主任） 、曾山之子曾庆红（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廖承志之子廖晖（国务院侨办主任） 、陈云之子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 、洪学智之子洪虎（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李维汉之子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兼人事部副部长） 、乌兰夫之子乌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赵东宛之女赵地（中纪委常委）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劳动部副部长） 、黄敬之子俞正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 、何长工之子何光伟（国家旅游局局长）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当然也同大陆所有人一样，不可能不受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挤入大陆社会的各种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冲击，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僵化的意识形态难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积极引进西方民主的思想。 「文革」的混乱局面和他们对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态，使他们中间正在酝酿」种比他们哥哥姐姐更大胆、更为务实的政治形态，即所谓「以非意识形态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力量；以非绝对专制的统治方式，以官办资本（非官僚资本）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为主体，与」部份非共菁英人士的阶层和集团相结合，来推行异化的共产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方针。这种思想最明显表现在
《苏联剧变后我国的现实应对战略选择》 ，有人称之为「太子党纲领」 ，激进者更斥之为法西斯纲领。不过，这份纲领的策划者是比他们年龄小得多，应属于第三梯队的潘岳。
平心而论， 「太子党」第二梯队毕竟比他们的父母辈和哥哥姐姐们（第」梯队）减少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尽管他们在形式上离不开中共的特殊个性，但他们是中共内部自我改造最坚定的力量。当元老治国时代终结后，主导政坛的「太子党」第一梯队就会积极拉拢第二梯队，使之成为专政的辅助力量，并通过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沟通。但是，历史不太可能给他们太长的时间，除非他们由自我彻底更新。
第三梯队疯狂牟取暴利
至于「太子党」第三梯队，指的是生于中共建政前后，正在中小学读书时即赶上「文革」的一批高干子弟。他们」出娘胎已是特权的受益者， 「新社会」的宠儿，高高在上，一帆风顺。
「文革」初始，他们红卫兵没当几天即随着他们老子倒运，成了人人喊打的「狗崽子」 ，其社会地位一度甚至不如中共的革命对象「地、富、反、壤、右」的子女。所以邓小平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以后，「文革」中的落难经历成了他们纸醉金迷甚至无恶不作的藉口，从事官倒的理由和从政的资本。这一代高干子女中，因为看透了社会现实的黑暗，看透了人生前景的悲哀，甚至也看透了共产党政权的无望而走向堕落者为数最多。就整体而言，他们对金钱的贪婪超过获取权力的欲念，所以他们更多地在经济舞台上表演，在商海中弄潮。
中共「十四大」上， 「太子党」并没有如外界此前所传言的那样大规模进入中央委员会。境外媒体便有了「太子党」全军覆没之说，继而又言「太子党」从政不成，转而入商界求发展，典型如邓小平之子邓质方（四方公司） 、陈云之女陈伟力（中创公司） 、王震之子王军（中信公司） 、荣毅仁之子荣智健一香港中信公司） 、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六合公司） 、李鹏之子李小鹏（华能公司） 、叶选平之子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 、陈毅之子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公司） 、张爱萍之子张品（新时代公司） 、乌兰夫之子乌可力一长城工业公司） 、彭真之女传彦书日利公司） 、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北京置业公司）等等，有人还凑出个所谓「中国十大家族」 。
中共部份干子党」纵横商海牟取暴利，既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体现，亦反应出相当多的「太子画对汪色江山千秋万代」毫无信、心，急于赶在干班车」上捞」把的世纪末、心态。但这并不是新一代「太子党」势力的全部特徵。事实上，第三梯队的「太子党」成员并没有因为在中共「十四大」上未能成为中央委员，便停止在政坛上谋取权位的努力，恰恰相反，他们正急速在党、政、军系统掌控尽可能多的实权。祗不过因为他们的职务尚还不需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
亦不需要令全国人大会议表决，从而较少为媒体注意罢了。
毫无疑问，倘若说当」名现政权的统治者也是一种理想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没有理想，甚至滑向堕落的统聘者主要集中在「文革」中曾一度落难的这一代。倘若说继承父辈遗志也是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之表现的话，中共高干子女中对自己父辈用血汗换取的政权最没有责任感的，也集中在这一代。他们身上既有高干子女的骄蛮霸道，又沾染上社会下层的油滑善变。个人命运紧随父母权势升沉和改变这一刻骨铭、心的经验，使他们深知必须紧紧与老一辈人捆在一起不能分离。
不过，他们身上虽然没有原则性、道德感和对马列主义的偏执，但却有着更多的贪婪和野心。他们组成各自为「政」的「沙龙」 ，他们「党同伐异」 ，野心极大，培植势力，有的则钻入中枢，或当首长的秘书，或在职能部门任不显眼却掌实权的职务，有的则由政而商，还有的更可以像串门子似地在军、政、商三界任意游走，忽而西装革履，忽而将校戎装。
他们之中也不乏立志于一番事业者，并在各出口部门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代表人物包括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大连市市长） 、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不上一福建省委副室日记） 、邓力群之子邓英淘（经济理论家）以及潘岳等等。
一九九一年，大陆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的书，作者是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小学的同班同学杨帆。书中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中、小学生们称之为「共和国的第三代」 。书中言道：这第三代人中， 「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平民子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转化为新兴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的关系。 」言下之意，干部子女就必然是「政治家」 。
据闻，这本书实际上由薄熙成授意写成，被看作是中共「太子党」的「新政纲领」的奏本之了此书的内容等于坦率地承认了中共「太子接班」的现象，并劝告读者应该认可这种现象。
应该说这「共和国的第三代」 ，即中共「太子党」的第三梯队在接班问题上，同他们的兄长相比是最不具备「合法性」的。他们在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尚还可以继续「垂廉听政」的最后几年里，一方面是迫不及待地要跻身于权力高层，以免错过这历史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一方面还要拿出「自己的东西」 ，以弥补在「合法性」问题上的「先天不足」 。
《共和国的第三代》中列出了十二条「新政纲领」 ，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 ，绝不能再继续祗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的特殊性，而忽略作为执政党、执政者所必须掌握的一般规律，即为无数人总结和研究出来的政治学、管理
学、社会学、决策科学、人口学、经济学、新闻学、 、心理学、行政学、法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 ， 「把它们作为『剥削阶级统治术』而一概排斥」 。
书中还说： 「新一代领导阶层有必要达成共识，特别要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亘贝族化』和沟家父的斗争，而社会的最终稳定，是成功地用平等竞争的科举制度，把知识分子吸引到统治阶级方面来，这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决不能认为某一个政权是可以离开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排斥知识分子， 『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恰恰相反，祗有实现执政的科学化，才能制定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来。 」
由此可见，中共「太子党」三个梯队的不同特点，除了前文所述内容而外，还有」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三梯队吸收西方观念最多。换言之：即第三梯队的成员们最希望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一个实际上类似台湾五至六十年代那样的政体，即经济上「搞活」 ；政治上「管死」 。再准确一点说：就是让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自由程度回复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程度。
必须承认，第三梯队成员中，有一部份人，如习近平、邓英淘、薄熙来等由于毕竟曾同大陆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有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经验，所以从中真正体味出了给老百姓以更多的实际利益是维持一个政权长期稳定之必须的道理。同时，其执政意识也不乏以自己的德政救广大中国大陆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良心发现。
在中国变局中的角色
中共「太子党」力量的形成，远比上述介绍的要复杂，例如父亲去世后，仍还在世的母亲对他们思想、仕途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即所谓寡妇政治） ，以及「太子党」彼此之间的联姻关系（如叶选平之妻是中共元老吴玉章的外孙女，叶选平之妹又嫁给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方固的因素未作详细分析。相比较而言，中共「太子党」的第一梯队虽然总体上说也是强过他们的老子，起码不会再荒唐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地步，但第一在政策和路线上不会背离他们的老子太远，其执政意识中更多的是从维护政权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及人民幸福出发。目前江泽民和李鹏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表现，已经充份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正如前文所分析，他们中的大多数仅仅是因为年龄所限，也祗能是中共老一代交班过程中的过渡型人物。包括江泽民、李鹏、邹家华在内，到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都已经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成员是有可能在他们的老子们全部下葬之后通过否定「社会主义」 ，从而成为中共政权中所奉政纲最为开明的一批
领导人。如果在那个时候共产党政权还能够继续存在的话。这是他们得以保全权势的可行办法之一。
但问题是，历史已注定他们是中共政权从其鼎盛时期走向衰落时期的最后一批力挽狂澜者，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如前所述成为中共最开明的，也是最后一批领导人，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渐进过程合拍，要么随同中共这座大厦的彻底崩溃而」起覆没。
一九九五年初，已经对外宣布「独立主政」的江泽民在「反腐倡廉」运动中，推出一个首钢公司大老周冠五的儿子周北方祭刀，接着又逮捕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之子陈小同。于是，新权威小试锋芒，吸引得曾经普遍轻视「江核心」的媒体纷纷对所谓卖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势进行重新诠释。其中， 」个有趣的话题又被提出来：江泽民与中共「太子党」的关系又将如何？
港台报刊随即就这个问题作了回答，或曰周冠五公子周北方涉案被捕，系江泽民向「太子党」开刀之举，预告邓小平死后可能有一群家世显赫的「太子党」成为新权威的刀下鬼；或日「太子党」邓后不保，江泽民将与「太子党」的决裂中塑造自己的新权威形像。诚然，缺乏国君之尊严和党魁之威信的江泽民欲真想有所作为，打几只「老虎」 ，尤其是打几个民怨甚深的「太子党」当可立威，祗可惜中南海不是景阳岗，江核心所回对的也不是三五只老虎」 。虽然对邓后之中国局势目前还不敢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又一轮反腐败运动祗不过是一阵风，江泽民也绝不会与「太子党」完全决裂。即使再推出几个过于张狂的「太子党」为所谓「反腐倡廉」祭刀，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太子党」的整体生态。这是中共固有的体制所决定的。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依仗父辈权势背景，在政治上获取高级职位，在经济上谋取暴利者泛指为「太子党」 ，但「太子党」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在缺乏正确法治系统和自由新闻机制的中国大陆，他们得以免除司法审查和新闻监督，而且他们由自己也愈来愈擅于隐藏，以传统的运动方式根本不可能对「太子党」势力进行彻底清洗。
另一方面，江泽民本人能获取「核心」地位，毫无疑问是黑箱作业的结果，底气自然不足。何况江泽民作为中共烈士之后，与李鹏、邹家华、李铁映、叶选平等人属于同质的政治基因，与更广泛的「太子党」集团属于命运共同体，政治利益、政治目标并无根本性差别和分歧。更何况至少江、李两人的子女如今已经出脱成了新」代的「太子党」 。当然，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或者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江泽民取几颗不大不小的「太子党」人头来平息民怨是可能的。但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有意与「太子党」决裂，恰恰是为了保全「太子党」既得在手的整体利益。
前文各段所分别开列出的「太子党」三个梯队的部份执政、掌军、从
商成员名单足以证明中共「太子党」势力并非如一般媒体所言在政坛消退了，而恰恰是在崛升之中，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共权力生态极为重要的组成部份。父辈的死亡或对某些人产生」定影响，却根本上无损于干子党」整体势力的发展。每一个职位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它是庞大网络中的一个点，一个点都会带来整个网络震动、反弹。
「太子党」接班是中共政权走向衰亡的一种必然趋势，但不会过急、过快，而是采取渐进、蚕食的办法，因为「太子党」中尽管不乏优秀、开明、杰出的人物，但作为整体力量难为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共政权过多地越级提拔「太子党」成员，祗会使政权内部增加矛盾，外部加剧反抗，加速其崩溃的速度，最终使「太子党」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陪葬品。
或许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共「太子党」中的开明分子明白了笼络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菁英的重要。近年来，中共政权」再表示吸引留学生回国和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就是明证。诸多「太子党」成员，例如陈元、王岐山、潘岳等人身边都集结了」批平民出身的菁英，更说明「太子党」们似乎懂得了如果共产党政权还能够维持的话，贵族政治与菁英政治相结合恐怕是可行性的选择。
另外，中共「太子党」与港台商贾的合作程度（广度）可能超过外界想像。摘录一九九五年九月台湾革时晚选的一则报导即可见一斑：
辜濂松在北京与太子党晤书
（记者陈骏逸、曾建华二十八日北京专电）参加北京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PECC ）的我代表辜濂松，今天上午临时改变行程，放弃了原定参加的 PECC ： 「资本与财务市场」小组研讨，于清晨五、六点，直奔北京郊县的「顺义国际乡村高尔夫俱乐部」 ，与大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保利集团董事长王军，以及邓小平女婿贺平会晤，并进行全天球叙，由于辜濂松行程一改再改，近日来所进行的私人会晤，又都是中共「太子党」头号人物，其动向颇令人关注，已引起各界议论纷纷， 「传话」之说不迳而走。
尽管辜濂松一再向记者保证，他要见任何人，都会知会新闻媒体，但其行程却相告四隐秘，不让人事先知道他到底要去哪里，一再让媒体扑空，经过多方查询，才晓得他都是去和中共的「太子党」见面。
辜濂松日前在接受本报系记者询及，他是否将和中共高层会面时，很肯定的说， 「我不会。如真有什么事，也一定告诉诸位」 ，但他后来又补了一句， 「除非对方要我不要说」 ，显然已埋下伏笔。
昨天他临时赶赴人民银行，会见他的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就是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政治前景相当看好，北京高尔夫球协会理事长王军，
则是已故中共八大老王震的儿子，而贺平的太太邓榕，更是目前中共头号人物邓小平最钟爱的二女儿。和这些人物会面，见面的安排又很隐秘，实在很难令人信服，他只是进行「礼尚往来」的单地拜会活动。王军去年以大陆高尔夫球界人士身份访问台湾时，曾到过辜濂松家中作客，是否透过这层私人关系，曾进行某种程度的传话，当时已颇令人关注，而今他们二度会面，正值两岸关系紧张之际，辜濂松可以抛下重要的会议不开，与王军、贺平会晤，难免令人联想，他是否有比开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最主要应是两种可能，第一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第二种是实现贵族政治（以「太子党」为主要特徵）与菁英政治相结合的「蒋经国模式」 ，形成一个向民主化渐进的，但为时不会太长的「后集权统治」的过渡期。
无论是哪种变化，有关「太子党」的戏码肯定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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