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非常不愿外界以“派系”、“权斗”等词汇来分析其内部动态，而希望能向外展示一个团结而友好的集体领导形象。然而事与愿违，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大家恰恰最喜欢以“派系”的划分来分析中共当前的政治局势，因为这是对官场百态最直观的解读。
其实，中共根本无须避讳这一点。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样的说法，连中共鼻祖毛泽东都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了，作为一党专政政体的继任者们实在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争辩的必要。只要是人组成的政党，无论是源于利益的结合、还是因为政见的分歧，分化成不同的派系乃是一般规律。在多党制国家，这种分歧更多地表现在不同党派之间；而在一党专政政体下，自然而然就表现为党内的不同派系了。
现如今的中共，在外界眼中基本可分作三大派系：“江派”、“团派”以及“太子党”。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以及胡锦涛主政前期，“江派”几乎是一家独大；而到了胡锦涛主政后期，“团派”势力逐渐崛起，虽说依然不能与“江派”平分秋色，但却也夺得了一席之地；及至习近平上台，“太子党”这个词一夜间红遍万户千家，于是，中共政坛形成了三足鼎立之新格局。不过此时的“三足”之中仍以“江派”为强，这一点从中共十八大七常委最终的人员名单来看便可知晓。
十八大之后，随着习近平主政一年多来各方势力的消长，三足鼎立之格局已然发生很大变化。薄熙来、周永康的相继“出事”，郭伯雄、徐才厚的生死未卜，再加上习、王二人主导的反腐运动推进过程中牵涉到的各系统人马的“失足”状况，令“江派”势力遭受重创。而与之相反，在此过程中安然无恙的“团派”以及后来居上的“太子党”群体却日渐亲密，大有“合流”向“习家军”发展之势。三足鼎立之格局正在向以“习家军”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从习近平主政之后的系列行动我们可以确定，习是位强势的领导者。强势的领导者必然要求他的下属有够强的执行力，而这执行力背后便是“自己人”的势力。为了解决自己掌权之初无人可用的局面，习近平必须要培养自己信得过的人上位，于是便有了刘鹤、陈希、丁薛祥、何毅亭、黄坤明等人的入驻中央各核心部门。
不过，对于新君上任的习近平来讲，单单培养部属还远远不够。在中共“敬老”的传统之下，与“老人”们搞好关系也同样有必要。于是，不贪权、不恋栈，在十八大上以“裸退”支持习近平权力接管而广获好评的胡锦涛成为习近平团结的对象。
胡锦涛几次现身时机的选取以及在胡锦涛4月份的系列出行中“学习粉丝团”对其行程的全程追踪，无声地说明了胡、习之间关系的密切。胡锦涛儿子胡海峰调任浙江，更是体现了胡、习二者的全方位合作。而前段时间“一切唯习总马首是瞻”的官方媒体对江、胡二者几乎同一时间段现身的不同阵仗的报道，也从侧面诠释了什么是“亲疏有别”。
有报道称，胡锦涛4月份的湖南之行，湖南方面曾准备安排胡与曾庆红的会面，但胡锦涛拒绝了。之后没几天，曾庆红便现身上海，陪同的除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外，还有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个中意味，似乎不言自明。
倒不是说习近平与江泽民之间有什么隔阂，虽然“江派”在此番反腐运动中受到重创，但这并非是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结果，而只是那些有问题的人恰好归属那个群体。其实，当前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与江、胡、习三者的性格相关外，更与三大派系之间的势力强弱密不可分。因为“团派”的势弱，也因为他们的“草根”出身，使得那些人更容易与强势的习近平妥协靠拢。相较而言，“江派”由原来的主导地位而逐渐沦为从属地位，这个转变要比“团派”困难。这种心理落差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太子党”的对立面，从而体现出来了“亲疏有别”。
不过，无论怎样，以“太子党”为支撑的“习家军”已然崛起，而随着江泽民影响力的逐步消退，“江派”的日渐式微也成为必然，中共的“派系”政治已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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