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并非习近平的个人悲剧，而是中共制度瓦解崩坏前的预兆。本文分析习近平的反腐为何陷入势孤力单之境。
反腐要动政治高层家族的奶酪
习近平的反腐，应该说是他与王岐山谋定而后动。以中石油系统与四川帮为目标的反腐，只是打击周永康利益集团的前奏曲。从去年至今，习近平反腐经历了三个大的回合，反腐对象一个比一个更难对付，依次为周永康、李鹏家族及在被太子党奉为大哥、颇有几分神秘的曾庆红（标志是将港澳工委列入反腐目标，并宣布要查处其“卖国”行为）。对李、曾的打击于今年2月底至3月上旬相继宣告，与此同时，中纪委还辅之以今后反腐路线图广告：今后反腐的重要目标将集中在能源、电力、金融等领域。这些领域正好是新老权贵子弟集中之地。
在这些领域开刀，动的是众权贵家族已贴上自家标签的奶酪，可算是在权贵集团内部的攻城掠地之战，遭遇反击是可以预料之事。从李小琳成为目标之后开始，历届退休的政治局老常委们终于发现习的目的是要通过反腐改变从江胡时代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深感危机来临。
打击周永康时，并未触动红色家族核心圈的利益，习王二人还能应付所遇到的阻力。但曾庆红的背后既连着江泽民这棵大树，更连着红色家族这条粗藤，不是寻常对手。这些，我在《反腐鸣金收兵 萧墙干戈暂息》一文中做过详细分析。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在5·26在线访谈中宣布以十八大划线，只要当事人现在不在重要岗位上（比如已经退休的历届政治局常委），其腐败（包括家属的腐败）不再查处，这段讲话被视为习近平向对方作出的妥协。但对手似乎并未因此停止动作，此后发生的动向值得关注。这动向由国外媒体先开始，因为利用向外媒“喂料”打击政治对手，是倒薄以来的新招术。
国际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帮场”
“帮场”一词出自中国传统民间用语，指江湖艺人在卖艺之时，抱拳对看场观众作团圆揖，口中念念有词：“有钱的请帮钱场，没钱的请帮个人场”。我用“帮场”这个词并无贬意，而是对近年国际媒体对中国信息的披露状态的概括。国际新闻业界及读者也对此表示理解，因为若非高层因权斗放料，这些黑幕无法曝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今年1月发表的《中国离岸金融公司调查报告》，资料当中独缺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朱镕基四家资料。有经验的阅读者可以推想，这是消息源有选择性放料的结果，不会因此质疑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动机。
但英国《金融时报》6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独裁式反腐令人担忧》（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drive in China takes autocratic turn），从整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与其说是记者本人的观察，还不如说他接受了一些北京消息人士（或者“朋友”）的看法。该文主旨是批评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认为目前出现了全面政治清洗的迹象，例子是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遭到调查，而令计划是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的高级助理。他引述北京政治圈子里的看法，即“许多人对这种清洗的惩罚性特点以及伴随的独裁特征感到不满”，“许多人相信，究竟谁腐败谁不腐败，这是由习近平和他的最紧密的同盟者决定的。”
这篇文章的问题是：一、作者可能不知道，中国政治集团内部自1989年之后并无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所有分歧只是利益分割上的。而利用反腐清洗政治对手，并非习近平的专利，而是江泽民开创的政治招术（当初打击陈希同便是如此）；二、习近平如果不搞独裁式反腐，其实没有其它有效手段，因为全中国的法院系统与检察系统早就沦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三、江、胡时代政治利益集团的共同分赃制，决定了反腐必然就是清洗这两个政治集团。如果因为有政治清洗之嫌，就反对清洗腐败者，等于要求中共政府放弃反腐这条最后的政治道德底线。
《纽约时报》在今年6月4日之后发表那些涉及习家族变卖资产之事，虽然提供消息者可能另有目的，但记者属于报道事实，无可厚非。《金融时报》这篇文章的作者则毫不掩饰自己在中国政治斗争中选边的态度。
民间为何看笑话
在习近平看来，反腐属于党国大事，自己如此强力反腐，一年之内抓了将近30位省部级官员，老百姓应该拍手称快一片叫好声。但事与愿违，民间现在对习反腐遭遇抵制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民间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两个原因：一、对习的反腐诚意有怀疑。部分民间人士认识到，中国腐败源于制度，希望政治改革；还有部分人虽然没有明确要求改变政治制度，但希望建立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提高反腐效率。二、习近平从未表示向下汲取政治支持的意向，对一切民间声音都是采取强力镇压的态度，无论是知识分子、企业界的建言，还是民间温和派的声音，都采用强力打击的方式，封锁网络、因言论抓人并处以重刑，缇骑四出，一片红色恐怖。薄熙来当初在重庆唱红打黑之时，还以拥毛与增加重庆市城乡居民福利这两种方式向下寻求政治支持；习近平则单枪匹马、以高调“打大老虎”的姿态在先，继而突然宣布对超级大老虎妥协，抓些中小老虎充数，同时强化对民间的政治高压。如此作为，当然会造成民间对其反腐进退失据抱持看笑话的心态。
道孤则力穷，力穷则势弱
反腐要怎样才能成功？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人类社会的资源分配与社会管理需要借助于公共权力系统，因此任何公共权力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伴生着腐败，这就决定了反腐败几乎是不同性质的政权都需要面对的一个永恒课题。
但反腐的成功却不完全由政治体制决定。放眼世界，有利用民主制度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美国，但也有利用民主制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印度；有利用独裁手段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如新加坡，也有用独裁手段反腐极不成功的国家，如中国。这里有各种复杂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反腐成功，是因其成功的政治制衡机制，比如司法独立与完善的法治；印度腐败泛滥，原因并非中国指责的那样源于民主制之害，而在于该国文化影响以及机会过度稀缺，导致掌管机会的部门官员将机会的赐予当作寻租资本。李光耀独裁式反腐较成功，在于他拥有立国之功带来的个人权威；习近平的独裁式反腐不可能成功，一是对手太强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难以撼动；二是习本人并无李光耀那样的政治威望。因此，习近平借杨晓渡5·26在对超级大老虎宣布罢战之后，《纽约时报》持续报道他姐姐家的故事，让习这一“打虎者”变成了“大老虎亲属”，让外界产生一个印象：习的反腐不是真反，而是搞政治清洗。
承30多年改革权力市场化之弊，习近平能够做的事情不多。综上所述，习陷入“道孤”（即支持率低）源自几点：一、反腐导致本统治集团内斗加剧，不少权势者认为习挡了他们发财致富的道，危害了他们的财富安全与身家性命。二、国际社会对其由希望转成怀疑，缘由各有不同：人权团体因其打压人权；资本集团因其在中国反外资之腐；新闻业者因其对外媒的严厉管制与打压；各国政府因其强硬的外交姿态。三、中国民间社会对其不满，则因习上任以来，无论是政治管制、言论管制还是媒体管制，都远较胡时期严厉。
独裁者都很相信自己的个人能力。习在第一个任期之初，会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希望让红色江山“中兴”。他可能根本不愿意面对以下事实：中共整个组织系统已如晚期癌症病人，全身上下都已发生癌变，并非他下决心反腐整改就能够起死回生。到了明后年，如果经济振兴无望，各种尝试都努力过之后，习的大政方针就会进入重大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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