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一年，成果赫然，。
习、王强力反腐已逾一年，成果赫然，至今为止，已经有30余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超过胡温当政十年之数。但这场反腐遇到的麻烦也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场反腐。
反腐为何遭遇多重舆论压力？
多重舆论压力之中，既有权贵集团的集体抵抗，也有中外舆论的怀疑观望，更有民间的冷漠以对。其中最普遍的指责就是习近平借反腐搞派系清洗，最终会危及政权，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不止是权贵集团本身，包括外媒与国内各阶层。
拿某些权贵集团开刀，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反腐当然要寻找切入口，从腐败高发的排序来说，能源、电力、金融首当其冲。
改革近40年，中国政府仍然把持资源分配大权，资源的分配与占有几乎完全是按照高层权贵管辖权划分。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建构了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尤其是在电力、石油、金融等垄断领域，权贵家庭上下其手肆意敛财，这些领域是大老虎藏身的山林。这几大领域于国计民生来说都很重要，自然成了反腐首选之地。如果习、王要避“打击政治对手”之嫌，绕开这些领域反腐，引起的指责会更多，比如放过大老虎不打，专拣软柿子捏之类，那样根本不用反什么腐败了。
二是从掌权者的需要来说必须反腐。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如果听任军队、警察、安全系统操之于前朝权贵之手，就只有做傀儡的份。
周永康宦海生涯历经石油、警察系统，既是薄熙来的支持者与同谋者，又操控着石油能源系统，其家族通过特权经商，干预当地司法，据报道共敛财1000多亿，理所当然成为查办目标——倘若有人顾忌打击政敌之讥，希望放过这样的目标，只能说是政治低能。
异议与维权圈不少人对习王反腐持否定态度，认为反腐有助于中共延长寿命，比不反更糟糕，不如让中共在腐败中加速灭亡。这当然是因为习近平对民间力量的强力打击，以及对言论与媒体的管控都比胡锦涛时期严苛，扼杀了民间力量的一切生机所致。
但导致政权垮台的因素有多重，单单只是腐败一项，未必导致政权垮台;在其他因素不具备的条件下，腐败会使中国社会变得更糜烂，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面，活在这样的中国，不少人感痛苦无望。就算将来中国有幸民主化了，因为腐败已经成为民族性的一部分，这份沉重的腐败遗产也会让民主化进程举步维艰。
作为一个多年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学者，我想依次厘清几个重大问题。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习近平的反腐战役中所拿下的最重量级的人物
“反腐败会危及政权安全”吗？
由于腐败与公共权力相伴生，任何正常国家都会将反腐败当作本国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当作让政权正常有效运转下去的必要前提，应该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但在中国，由于腐败已浃骨沦肌，就连两个最不应该腐败的系统，比如惩治腐败的司法共同体(法官、检察官、律师)、培育人才兼传续文明薪火的教育系统都被腐败严重侵蚀。近年来“赦免腐败论”已经堂而皇之三度在党媒登场，说明腐败之毒已深深浸染这块土地，于是，“反腐危及政权安全”，才荒唐之极地成为一个话题。
中国政府早就以其施政证明，它提供公共服务无方，官员聚敛有道，视民众如寇仇，如果不是虚拟一些“外敌”，包括“维护祖国统一”来证明它“守土有方”，其政权合法性已受严重质疑。
如果将中国比做一栋大厦，看守它的政府官员好比一群穷凶极恶的蛀虫，大厦的梁柱(政府)及门窗(企业及 NGO等社会组织)全被蛀虫咬蚀殆尽，如今大厦的最高管理者想砍掉几根朽柱，便有人出来拦阻说，砍掉它们大厦就会垮掉。这种拦阻的理由能成立么?试想想，这种被蛀成粉末的梁柱能够支撑大厦么?住在这种大厦里的人安全么?如果换几根梁柱就会倒塌的破烂大厦，留着又有何用?不如重新另建大厦。如果说腐败者用“反腐导致政权危机”论来威胁习、王等当家者犹可理解，与这个利益集团无瓜葛之人这样担心，实在没有半点道理。
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
反腐的短期动作与长期考量
反腐败的主体，在民主国家如美国，是循法律途径最终解决，但在检举腐败上，媒体、公民个人与NGO都可参与，与腐败有关的检举即使不实，也不追究。但在中国，这个问题现在也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中国的司法资源早已成为司法共同体(法院、检察系统、律师)的寻租工具，极为腐败。
正因如此，党国一体的中共才经常借助纪委系统查办案件。以前没有人质疑中纪委的职能，是因为中纪委查办案件不力。现在与以前的区别是：由于习近平的信任与需要，由于王歧山的个人能力、魄力及见识，纪委系统的地位与杀伤力都较以前强得多。中纪委巡视组过去一年多以来下去巡视数轮，搜集了不少情况，因此反腐战绩颇大。也因为伤及太多的利益团体，中纪委受到很多批评，有人将其比之为锦衣卫与东西厂，说贪官的人权受到了伤害——而真正伤害公民人权的国安系统，却从不见这些人批评。
毛派则很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式群众反腐。倘若那样，无异于政治返祖现象，从半文明状态返回丛林状态。群众检举腐败天经地义，中国政府应该学习美国不追究举报腐败者的制度设置，不要动不动就迫害那些勇敢的举报者。但如果将群众作为反腐败主体，恐怕难以操作，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中国现代打土豪版再现。阿Q当年要“革命”，最后跑到尼姑庵里“拿”走观音像前的香炉，算做革命成果，这种情景绝非只有小说里才有。
中国反腐要想成功，得分成两步，一是清理腐败存量，即打击已经发生的腐败，这是中纪委目前在做的。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司法系统高度腐败且与行政权力无界限的情况下，用中纪委系统清理腐败存量并无不可。
二是防止发生新的腐败，这就不能依靠目前这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运动式反腐达成。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需要制度建设来防范，应该抛弃目前依靠共产党自我监督的同体监督，变成异体监督，即社会监督。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允许其他政治力量存在，媒体自由化。无政改，腐败就算在强力打击之下暂时收敛，今后还会卷土重来;届时，不仅腐败会以更恶劣的形式出现，还会对坚决反腐者造成极大的政治威胁。
中国国家发改委文件称，刘铁男个人受贿一千多万元，并包养情妇两人。
反腐瓶颈：反腐中的“身份识别”
习近平反腐的真正瓶颈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要能够反腐目标延伸至权贵私有化最大的受益群体太子党。
目前，他已经突破了“刑不上常委”这条江泽民时期就形成的潜规则，但目前所有落马的贪官，均非持有中共建政“原始股”的红色家族成员。这种反腐目标挑选的身份识别，导致目前反腐的道义信用受到影响，反腐成果虽丰，却难以取信于民。只要为红色家族的腐败留了一扇后门，这种腐败示范的力量是无穷的，官场腐败决难清除。
我的看法是，无论为国、为中共自身还是为天下苍生计，现阶段的反腐不仅应该，还应该加大力度。尽管我知道加大力度很困难，行进到第二步几乎绝无可能。但我还是想借这篇文章，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点卑微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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